十八年後的終極告白（二十二）

我對於國際學校的了解只限於我從 Oliver 和 Benna 那裡聽到的和感到的；我不是認識太多異性朋友，因為我一直讀女校。而我父母的朋友中就只有 Oliver 和 Benna 讀國際學校。其他的我很少來往，認識了也不深入了解，所以我以前對於國際學校的理解是很片面的。

我從來沒有見過 Oliver 和 Benna 讀書，他們也從來沒有說過關於讀書的事情。倫太太說漢基的學生都在流行講什麼自殺的方法最不痛苦，還有學生之間很攀比。其實，這都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嘉諾撒聖方濟各也有點那樣，不知道程度有沒有他們那麼嚴重。

我以前總是覺得國際學校的學生比本地學校的學生輕鬆得多。我每天花蠻多時間做功課的，做完了我就看電視，我是絕對不會比別人做得多，一點點都不會。我很重視自己的私人時間，我要求每天看無線電視的黃金時段電視劇，從《卡拉屋企》到《公司三文治》到所有經典電視劇和名不經傳的我都看。回去學校了，也喜歡跟同學聊情節。

我認為 Oliver 和 Benna 的氛圍跟本地學生不一樣是因為國際學校是活動教學，他們好像沒有太多機器式的死記硬背，這跟本地學校很不相似。嘉諾撒聖方濟各的教育像軍訓，每個人都需要服從命令，不服從的話就生死自負，所以我從小到大都是一個很聽話的一顆螺絲，我知道我的存在並不重要，但是我要確保自己安守其份，因為我的任務關乎到整個機構的運作正常。我曾經覺得國際學校的學生很幸福，因為他們付多一點學費就可以做少一點的功課。

後來，我由於各種原因加入了一個海外留學機構工作，主要是因為我覺得教師的工作蠻適合我，我小時候寫我的志願是寫老師的。既然做老師，不如就教國際學校吧，因為我曾經很天真地認為教國際學校會比較輕鬆，金錢回報又比較高。但是，我覺得我錯了。

我的其中兩個學生是漢基的學生，由於他們的入學事宜已經因為訴訟的原因被公開了，所以我才可以說一下他們的情況。他們是一對龍鳳胎，哥哥在漢基的成績非常好，程度上，他都挑最難最有挑戰性的科目。他妹妹則沒有那麼拔尖，她的分數不是不好，只不過比起哥哥確實顯得有點失色。哥哥是 42 分滿分，妹妹則只有 37 分左右。他們的父母都是史丹佛的校友，而且他們都是讀 IEOR 畢業的，他們希望哥哥和妹妹都同時入史丹佛。哥哥是校友的兒子，加上又是漢基的尖子，成績好之餘又有背景，進史丹佛不是什麼難事。但是，如果妹妹也要同時進史丹佛的話，就有點難度了，因為妹妹是一個沒有什麼特色的學生，課外活動也不是很多，選的課也是偏文科。

我還沒有把他們的個案跟進到最後就已經離開了那個海外留學機構。後來，過了幾年，我才從報紙上讀到他們的案子被鬧上法庭了，原來我的那兩個學生被陳茂波那個同在漢基國際學校就讀的兒子寫匿名信到哈佛投訴我的學生出貓作弊，並說作為領袖生來講，那是關乎道德問題，著力勸哈佛招生辦公室不要錄取我的學生。最後，他果然進不了哈佛，但順利和妹妹入讀史丹佛。

其實，這種事情我也算司空見慣，做了投資銀行以後，看到更多的不是金融市場的大上大落，而是人性的醜惡，基本上做報表、數學模型這些事情不需要太多技術性的知識，很多人把精力和智商都放在互相攻擊和散播謠言上了，還有很多潛規則的上位手法。

這也是我為什麼當年在李寶春國際學校報名大學的時候，是把耶魯大學放在提早錄取的名單上，即使其實我當時的 SAT 分數考了幾次還沒有達標，最後那一次達標的分數在提早錄取的報名日期之前還沒有準備好。就這麽倉促我還是堅持報名耶魯大學，某程度來說也是害怕被人栽贓嫁禍，毀了我報大學的好事。果然不出我所料，我所鎖定的目標大學康乃爾、布朗和哥倫比亞大學都錄取了我。耶魯那邊聽到我的什麼不實傳聞我一概不理，重要的是我已經入了親戚 Michael Reed 在電腦系任職教授的哥倫比亞大學（還有 Claire Dillon）。我的堂姐乃是賓夕凡尼亞大學建築系碩士畢業生，我的外叔公是 Benjamin Kuo，UIUC 的電子工程系教授。他的女婿是美國總統布殊的好友兼精神領袖 Billy Grahmam 的兒子 Ned Graham；他和我姨姨 Tina 結婚的時候，美國總統布殊也出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