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一個像夏天，一個像秋天（六十八）

在準備離開雷曼的那一個禮拜，我已經把手上所有的工作交接給 Sherri。其實，我有點不捨得，因為同事之間關係很好，每個 intern 都需要在最後一個禮拜做一個 presentation 給直屬老闆，我把那個有關 MBS 的研究報告做成 ppt 然後用不太熟悉的演講技巧給曾總講述我對 MBS 市場的看法和建議。其實，我的演講技巧不太好，那時候我還是大學二年級，有點怯場，說話有點小聲，曾總聽得很辛苦，一直皺着眉頭，好像覺得我演講不太在行。

但是，中國組的全部同事都出席了，在那個公司內部的會議廳只有幾排座位，全部都坐滿了人，而且都是共處了一個暑假的銷售部同事。我不知道為什麼會有傳聞說我和同事的關係不好，甚至是說我跟大老闆睡了以後指使他炒了整個部門。我覺得這些傳聞完全沒有邏輯和倫理可言，從這件事上反映了香港人為了一份僅僅四萬（2005 年我在雷曼的工資是三萬多）的工作可以什麼不符合道德倫理的事情都做得出來。更荒誕的是，居然還有很多人相信，這就是為什麼我很抗拒回來香港，因為我覺得回來香港的話，真的是「窄路微塵」；香港人真的很貧窮，是精神上的貧窮，是實際上的貧窮。光看表面是看不出來的，因為他們不像是美國那種掉了所有牙齒或者衣衫襤褸的黑人，也不像是那種窮到要睡麥當勞的無家可歸者。他們跟你和我都一樣出入國金，上有老下有少，有一份不錯的工作，甚至可能是畢業於聖保羅男女這些名校和長春藤。你以為去了中西區的名校或者長春藤畢業的投資銀行尖子就都是上品無寒門嗎？全部錯，我所認識的最窮的人全部都是大學時期認識的，不是住劏房就是觀塘貧民窟。那一份三萬多港幣月薪的銀行工作就像是一塊腐爛的骨頭，或者過期的蛋糕，跑去搶吃的都是一堆螞蟻，真的讓我覺得很可憐。為了一份四萬元月薪的工作，你可以去到幾盡？

我不是很想回去香港，雖然雷曼的工作確實是一份筍工，工資高，工時不長，在國金上班，同事關係也不錯。但是，雷曼那邊也沒有說請我，所以我也沒有太在意沒有 offer 的這件事。在臨走前幾天，我跟曾總說我是拿獎學金去哥倫比亞大學的，所以不急着要回來香港，我其實並不是打算像田雞那樣子三年畢業；如果可以的話，我有點想留在美國以後也不回來了，因為我在美國那邊朋友蠻多的，當然我在香港也有很多朋友，但是美國相比起香港確實是一片沃土。香港這邊的事，我以歌詞一句總結吧：「懷緬過去常陶醉，一半樂事一半令人流淚。」香港有值得我回來的地方，但是也有讓我覺得心寒的事情，投資銀行圈子裡的軼事更是如此。

曾總叫我找 Alaric，看他請不請人，但是他說他的隊伍裡面已經有三四個 Amy 了，還有一個叫 Amy Leung 的。這樣子接電話很容易混淆。我也覺得是，所以，我就沒有打算再找別的高層給予我就職的機會。如果在雷曼做的話，就做曾總的手下吧，因為他對員工很好的，而且我覺得我只適合做銷售員，其他的比如說像股票分析或者交易部融資部我都沒有太大興趣。在亞洲，我的數學其實不算太好，也做不了 structuring 的工作，因為我知道雷曼很喜歡去印度請 IIT 的畢業生或者清華北大的數理天才去做 structuring。我覺得，我是在香港長大，而且比起一般香港人算是了解大陸，也有點背景，普通話也說得不錯，做中國組的銷售員其實很適合我。

臨走前，我問曾總，找工作（尤其是第一份工作）的時候，最重要需要考慮的事情是什麼呢？他說頂頭老闆。那一刻我覺得頓悟了，我也覺得是，金融圈就像是一個森林，跟錯老闆的後果可能是過勞而死，既然我已經有了在雷曼工作的經驗，找其他工作應該不難，但曾總的部門確實可遇不可求，如果他說要請我的話，我很可能會提早畢業回來香港。

但是，他沒有這樣做。他可能看得出來我其實志不在亞洲。

他跟我說，我應該去紐約的摩根士丹利債券部做一個暑假，那邊應該會請我的。